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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9月，北京，授衔典礼结束。

休息室里，工作人员捧着一个盒子，走到一位中年人面前，打开了。

盒子里是一套已经缝好金星的上将肩章，三颗星，在灯下泛着光。

这个人接过来，看了看，把盒子盖上，递了回去。

他说了一句话，语气很平：“留给后面的人吧，我穿便装干活儿更方便。

” 这个人叫陈漫远。

在那个将星云集的年代，很多人为了一颗星争得面红耳赤，也有不少人高风亮节主动让衔。

但陈漫远让衔这件事，跟其他人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区别：其他人让衔，让完了，人还在军队里，还是个将军，只是星少了一颗。

陈漫远让衔，让完了，他整个人从军队序列里消失了，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“地方干部”。

后来，他连省委书记也不当了，跑到北京郊区的一所大学里，当了一名校长。

一个在红军时期就当过军级干部的人，一个在解放战争中协助徐向前打下太原的人，一个本来板上钉钉要授上将的人，为什么要把自己从这个系统里“摘”出去？

他是真的不在乎，还是有什么东西，比一套上将肩章更让他放不下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先看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，做出这个决定的。

一、那份名单上本来写的是他的名字，一个越南人横插了一杠子 1955年授衔，各大军区上报候选人名单。

广西军区报上去的上将人选，是两个人：李天佑，陈漫远。

陈漫远的资格，放在那份名单里，硬得硌手。

他是广西蒙山人，1927年入党，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，红七军成立时他是连指导员。

红七军到中央苏区之后，他二十岁就当上了红七军总政治部主任，那时候韦国清在红七军里，职务在他之下。

抗战时期，他是115师344旅参谋长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，后来到晋察冀，当了第三军分区司令员，和杨成武一起指挥了黄土岭战役，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。

解放战争，他是华北第一兵团参谋长，徐向前的副手，太原战役的作战方案，有他的一份。

广西解放后，他回到家乡，担任广西军区第二政委、省政府副主席，因为张云逸身体不好，广西的党政军日常事务，实际上是他挑着。

论资历，论战功，论建国后的职务，他的名字写在上将名单里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
广西军区报的就是他。

问题出在另一个方向。

1954年底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秘密访华，跟毛泽东提了一个建议。

胡志明说，韦国清同志在奠边府战役中立了大功，对越南的解放贡献巨大，应该在上将名单里有一席之地。

胡志明不是在无理取闹。

韦国清当时是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的团长，奠边府那一仗，从战役策划到后勤保障，他深度参与，法国人的据点被拔掉，越南人赢了，韦国清的功劳摆在那里。

胡志明感激他，想替他争一个名分。

但胡志明可能不太清楚一个技术细节：1955年的上将名额，是有限的。

各大军区报上去的名单，是要经过全局平衡的。

多一个人进来，就可能要有一个人出去。

毛泽东听了胡志明的话，没有直接拍板，他把这个问题转给了广西，转给了当时主政广西的陈漫远。

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局面。

名单上本来有陈漫远，没有韦国清。

现在一个外国领导人替韦国清说话了，中央把决定权交给了陈漫远。

陈漫远面前摆着几个选择：他可以说“名额是军委定的，我服从组织安排”，把球踢回去；

他也可以说“韦国清功劳是大，但广西军区的名额就两个，李天佑不能动，那就只能动我，我不干”。

他有充分的理由不接这个茬。

上将不是一张奖状，它是级别，是待遇，是档案里一行永远抹不掉的定论。

他选了最干脆的那条路。

接到文件之后，他没有犹豫，没有讨价还价，直接表示： 我不参加评衔了，把这个名额让给韦国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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